滚滚长江，起源于青藏高原，横贯中华大地奔流入海。

　　长江流域不仅有着充沛的水源、肥沃的土地、温润的气候，孕育了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特色的古代文明，还汇聚了中国最为丰富的铜矿资源。早在夏商时期，这里就已经开始采铜炼铜。到了公元前16世纪，为了争夺资源，雄踞黄河中下游的商王朝南下扩张至长江中游地区，将南方铜矿资源北运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的青铜治铸技术和复杂的礼器制度，从而开启了长江流域的青铜时代。

　　长江流域的先民在充分汲取中原青铜冶铸技术的基础上，立足于各异的自然环境与文化传统，进行了适合自身的改造创新，逐渐形成了以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为主的，相互借鉴又独具特色的青铜文明。2月6日至6月2日，由广东省博物馆主办的“共饮一江水——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在粤博三楼专题展厅举行。本次展览以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的地域文化为主线，共分为“巴蜀并辉”“群雄竞华”“多元一体”“天下归一”四大部分，集中展现了商周时期巴蜀、荆楚、吴越三大文化圈既独具气质、风格各异，又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文明气象。

　　三星堆“顶流”来袭

　　刚踏入展厅的大门，一束束蔚蓝灯光投影而成的延绵之水，象征着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的文化交融，翻山越岭而来，引导着观众的脚步走向展区深处。

　　据介绍，本次特展共联合了18家文博单位的馆藏，汇聚了来自长江流域的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陕西、江苏、浙江等省份的共137件/套珍贵展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占比近40%，是粤博近年来引进文物级别和数量最高的展览之一。更有意思的是，自2021年以来，“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曾先后登陆四川博物院、福建博物院、广西民族博物馆、厦门市博物馆等，与展览中一衣带水的长江流域文明重要地区互相呼应。

　　在展览的第一部分“巴蜀并辉”中，以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新都马家木椁墓等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被放置于长江流域的视野下，多角度地展现出巴蜀文明的神秘与独特。

　　记者在现场发现，有几件文物展柜前一直团团围绕着前来欣赏拍照的观众。其中一件是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的戴金面罩铜人头像，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金光熠熠，气度非凡，给人以神秘且高贵的感觉。有围观的观众忍不住感慨：“古蜀先民真是土豪！”而另一件则是较为朴素的青铜面具——方脸、宽额、宽横眉，杏叶形眼，口阔而嘴角上扬，露出微笑。

　　三星堆遗址是我国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以三星堆遗址二、三期遗存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更是古蜀青铜文明的第一个高峰。2020年9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重启第二次发掘，让三星堆文化及其珍贵文物“火”出了文博圈。不少前来看展的观众对记者表示，他们平常在网上都或多或少刷到过这些造型奇特的三星堆面具，对此十分感兴趣。

　　馆方导览员介绍，面具是三星堆人物形象青铜器中的一个大类。从一些锈蚀较少的人面具上可以看到，在眼眶、眼球、眉毛等处有黑彩涂过的痕迹，口、鼻有涂朱的痕迹，可以断定这些人面具都曾用彩绘装饰。而面具的额头、脸颊两侧均有方形穿孔，但有些未穿透，保留了錾刻痕迹，推测应是使用一段时间后錾凿的。这些穿孔可能用于安装其他附件饰物，也可能用于固定在神像上。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人面具对于研究古蜀人的面貌特征、身份职能和宗教习俗提供了重要物证。

　　而除了面具和人像这些“明星展品”之外，展览中还展出了铜眼形器、铜戈、铜神树枝头花蕾及铜鸟等款式造型多样的青铜器。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曾出土了数目众多的铜眼形器，有菱形、勾云形、眼泡等多种形式，边角上均有小孔，可供安装之用。导览员表示，有观点认为眼形器是古蜀人“眼睛崇拜”的实物见证，体现了对以纵目为特征的始祖“蚕丛”的祖先崇拜观念；也有人认为这个“眼镜”是用来象征着太阳，反映了古先民崇拜太阳的信仰。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品类繁多、地域特征鲜明，反映了商时期古蜀人独特的审美意识和神秘的宗教信仰。

　　群雄竞逐百花齐放

　　随着河水流淌的脚步，展览汇聚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走进第二部“群雄竞华”展区。

　　这个展区主要以商王朝南下的首邑和军事重镇湖北盘龙城遗址为起点，探寻那些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周边地区方国的踪迹。无论是一方诸侯王国的赫赫威仪，荆楚风土的奇谲浪漫，还是吴越先民的尚舟善武，通过以物见史，都能让人们穿越时空，得以一窥数千年前古代先民的艺术思想与精神面貌。

　　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种类多样，纹饰精美，在器形、纹饰、制作等诸多方面都与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的青铜器类似，带有中原文化因素的印记。但盘龙城的青铜器也有着自身独特的特色——崇尚酒器。商代以酒器套数的多少来衡量社会地位，因此酒器在日常和祭祀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盘龙城出土的青铜酒器有觚、爵、舉、罍、盉等，酒器数量和种类很多，酒器组合有爵、舉，或爵、舉、觚组合，反映了盘龙城当时浓烈的饮酒风尚。

　　据悉，在湖北随州一带考古出土的青铜礼乐器中，还屡屡见到“曾国”字样，与历史文献中春秋时期姬姓“随国”的记载时空重合。因此有学者认为，曾国是两周时期南方的一个重要姬姓封国，存在约700余年。由于曾国地处交通要道，发展过程中深受周文化和楚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因此也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色——编钟文化。尤其是“一钟双音”，更被誉为中国古代的高科技，曾侯乙编钟更是我国公元前五世纪最高科学技术的典范。

　　在展览现场，记者看到本次展览中规模最大的一件展品“擂鼓墩2号墓编钟”。

　　馆方介绍，擂鼓墩2号墓位于曾侯乙墓以西约102米的地方。虽然发现时已被破坏严重，但仍有丰富的随葬品出土。这次展出的这套编钟共36件，均为甬钟，分为大小两种。此套编钟规格略小于曾侯乙墓编钟，风格与曾侯乙墓编钟极其相似，但音乐性能稍逊。先秦至两汉时期，以铜编钟、石玉编磐为主体乐器的“金声玉振”是最庄严、隆重的音乐礼仪，在重大祭祀、宴享活动中不可缺少，也是上层身份等级的象征。

　　而为了让现场观众们也可以与文物互动，展览现场还设置了一个弹奏“数字编钟”的墙面。通过触摸展板上的“编钟”，使其发光并演奏出“宫商角徵羽”，使得观众们可以借助数字科技体验到古编钟在音韵和造型上的美。

　　波澜壮阔的青铜时代

　　商周时期，长江流域作为原料产地，将出产的青铜原料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原地区，同时长江流域青铜文化也随之北传，影响到了黄河流域。来到第三部分“多元一体”，细心的观众可以从样式更加精美、风格更加多元的青铜器中，感受到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海纳百川、开放包容，也更能视觉具象化地见证长江、中原两个区域文明的交流互鉴。

　　城洋青铜器群主要发现于陕西汉中城固、洋县境内，其形制多样、内涵丰富，既有来自中原青铜礼器向周边传播的影响，又有古蜀青铜文化北渐的特色。像是这次展出的一件来自城固县博物馆的兽面纹铜尊正是最好的例子：喇叭形大敞口，肩上等距分布三个浮雕兽首，在尊的肩、腹、足部还有兽面纹。据导览员解释，从形制、纹饰来看，这是一件典型的商式铜器，可见城洋青铜器群的主人应该是与商文化有密切交往的人群，而学界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一支早期巴文化的族群。

　　还有一件来自安徽博物馆的铸客升鼎。升鼎的“升”有进献之意，是楚文化礼制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其最大的特征是“细腰”，或称“束腰”。这种“细腰”或者“束腰”是楚人对鼎这一传统礼器所作的最大革新和突破。

　　长江流域不仅拥有着丰富的文物资源，也承载着灿烂的文明，传承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在这一路上开拓创变、推陈出新，以开放的态度吸纳其他地域文化的养分，在双向交流中形成个性，并最终融入中华文化的怀抱之中。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诠释。这一件件精美的青铜器，不仅是生活、技术与艺术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承、文化认同的最佳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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